Per Bylund 俄克拉荷馬州立大學創業學助理教授

麻將

在這次“新冠病毒”危機中，很多人感嘆，中國政府“迅速而果斷”的行動是多麼令人欽佩。中國的迴應被作爲抗擊大流行病的典範，而非對人類生命的憎惡與輕蔑。

歡呼者們很輕易地就忘記了在武漢和整個湖北省被殘暴關閉之前，持續幾個星期的對反對意見的壓制和審查。這些歡呼者還對等級制度和官僚主義視而不見，假裝選擇恰當的行動所需要的僅僅是權力，而獲得準確、可靠的信息卻無關緊要。

呼籲強人解決方案最多算是被誤導了，但是卻被用來繪了一幅自由無能圖。正如強人的妄想一樣，自由主義似乎缺乏“迅速和果斷”地應對大流行病所需的——集權。

自由社會並不是自由放任

毫無疑問，與允許人們自由行動相比，將人鎖（甚至是焊接）在家裏，更能有效地限制傳染性病毒的傳播。類似地，與一如往常的航空運營相比，停飛更能阻止病毒的擴散。

但事實上，這兩種極端都不適用於自由主義社會。前一種極端是基於對人民生命和財產的集中威權，這顯然與自由不相容。當然，這也是強人對自由的批判，即缺乏這種威權。

後一種極端也是如此，後一種極端假定任何社會都擁有重大的公共財產，對私有財產所有者的權利都有限制。哪一種都不是自由主義社會的情況。在私有產權下，你不是自動地就享有進入別人的商店或私人路段的權利，就正如你沒有權利進入他們的家一樣。雖然，通常來講，你是被歡迎進入商店的，因爲店主希望你考慮購買他們的商品，也就是說你的進入是要按照他們的條件來的。

因爲私營店主掌控經營，他們也要爲他們所允許的事情負責。這就是爲什麼即使在今天，私人店鋪和商場，就如同私人社區，通常有自己的安保 （儘管州政府壟斷）。如果他們不受限制地歡迎任何人，從而給其他人造成潛在的傷害，他們需要爲此承擔責任。這當然包括不受限制地接納致命病毒的攜帶者。

我們看到一個經常被忽略的事實正在發生，即在一定程度上，在政府頒佈法令前，航空公司已經暫停了飛往受影響地區的航班。爲什麼？他們不想用員工和客戶的健康來冒險，因爲他們需要爲此承擔責任。在自由主義社會，沒有人擁有使用他人財產的權利，所有者要對其（明示或暗示）批准後發生的任何事情承擔無限責任。

當然，自由主義社會裏的權責明晰不是一個完全消除所有問題的完美解決方案，如在傳播前攔截病毒。但是，世界上沒有完美的解決方案。關鍵在於，一個自由社會不是“當下狀態”加上或減去一些規章制度或國家機構。自由主義下的“常態”與我們現在所習慣的狀態截然不同。

事實上，強人支持者所假定的兩種極端都不存在於自由社會。誠然，自由主義社會缺乏威權，但它也不是不加管制，以致於人們的希望不知怎麼地就勝過了產權。

“一刀切”的問題

缺乏威權一定意味着自由在應對大威脅方面無能爲力嗎？不，這是另一種強人的幻覺，而非事實。中央集權根本就不是解決辦法。認可中央權力意味着採納一刀切的方案。但集中化會帶來更多問題：它使我們更加脆弱，使我們的反應不太恰當。

大多數人會同意，一刀切的方法實際上只能適合於極少數人，就好像均碼的毛衣對於幾乎每一個穿它的人來說都不合身。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情況，這意味着每個地方都會有一個不同的最佳反應。

實際上，我們在新冠病毒爆發中看到了這一點，即州長們對各自的州採取了不同的政策。這樣做是有道理的，因爲各州非常不同，並且受病毒的影響也不同。雖然遠稱不上完美，這也表明，即使職業政治家也承認集中化解決方案是不合適的。如果他們真的相信一刀切，那他們就會採取相同的政策。但是他們沒有，因爲各州情況不同。

隨着信息的聚合和統計數據被用來指導集中決策，有關哪些可行、哪些不可行，和不同區域與人口之間重要差異的信息就被丟失掉了。這是哈耶克關於分散的、隱形知識可以指導我們行動，但不能指導中央計劃者的著名論點。

分散性和靈活性使系統更具彈性

集中式的解決方案使我們更加脆弱。一個例子可以說明這一點。考慮一下，有組織的集中化的國防和武裝民衆之間的區別。瑞士是後者的一個流行例子，但這不是一個絕無僅有的想法。比如，瑞典的防禦包括傳統結構的軍隊和家庭警衛。雖然你可以輕而易舉地通過摧毀幾個基地來削弱軍隊，但分散的家庭警衛力量幾乎是不可能被消滅的。

這與大流行病有什麼關係呢？它揭示了中央集權的虛假承諾，一種代價高昂又無法勝任且在事實上使社會更加脆弱的解決方案。這一論點對於國防、集中教育、或CDC（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壟斷同樣適用。集中的指揮架構僅提供虛假的安全感。

自由主義社會正是我們目前社會所缺乏的分散式結構。不同於金字塔結構中，信息被挑選、重新打包後層層上報，再從頂部向下發出命令，自由主義社會是一個由個體和社區組成的協作網絡。一個受到疫情影響的社區可以快速輕鬆地選擇控制病毒，這也許需要與鄰近社區合作。其他人可以選擇暫時自我隔離以避免感染。

自由社會下，沒有什麼理由不分享信息。除了壓制“吹哨人”之外，中國人顯然認爲他們不需要做任何事，政府不會因自身過失而被問責。正相反，一個過失的政府機構不僅不會被懲罰，還會被給予更多的預算和更大的自由裁量權。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一個選擇壓制有關疫情重要信息的自由主義社區，可能（而且會）被要求對其他人造成的傷害負責。他們面臨與私人店主一樣的機制，即如果私人店主歡迎那些蓄意攜帶病毒的人進入營業場所並感染其他顧客，店主要爲此承擔責任。因而，不隱瞞信息，而是分享信息、直面問題符合店主自身的利益，政府的工作方式亦如此。

在疫情或大流行病時期，任何適當的行動都不需要中央指揮。事實上，中央集權的缺點使事情變得更糟，而這正是使我們一開始受到傷害的原因。許多要求加強中央集權的呼聲，以及他們徹底地摒棄自由主義和宣揚自由是“無能的”，從根本上是糊塗、混亂的。這些吶喊是情緒化的、違反事實的，而非合理和理性的。它們只是強人意識形態的症狀。

(選自米塞斯研究所網站。申芷菡譯。)